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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杨奇党籍的决定

日期:1952-3-9 作者:[待确定]

杨奇,广东中山县人,1941年入党,家庭华侨商人,本人店员出身。1941年春至日本投降期间,在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工作。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在香港作新闻工作。广州解放后任《南方日报》副社长,1952年2月被撤职。

杨奇曾经受过党的10年以上的教育,在广州工作时,并曾因在恶劣情况下坚持工作被选为模范工作者。虽然如此,但杨奇自1945年以后,即生活于资产阶级包围的环境,其亲朋友好,绝大多数均为资产阶级分子。在资产阶级的包围和渲染下,杨奇逐渐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,在香港工作时期,生活即超奢侈。当时党内曾给以教育,杨奇当时也曾痛哭,表示改悔。但在大陆全部解放前夕,杨奇的资产阶级思想即逐渐上升,曾用其家庭存款向解放区做生意一次,以谋暴利。广州解放后,杨奇任《南方日报》副社长,主要管理行政经营方面的工作,此时杨奇有权处理经济问题,即趁解放初期工作忙乱,制度不严的机会,挪用公款,私做纸张生意,贪污国家财产人民币3亿元以上,终至变成了党和人民的可耻的叛徒。

广州解放初期,当时有一笔为数7万元港币的战犯财产,曾辗转暂存杨奇手中,杨即乘机混水摸鱼,即不将该款交出,也未将该款入机关账目,即勾结私商,避开机关及其本人名义,将此款私营纸张入口生意,共获利约2亿多元,以后杨即将此项利得分成数批化名存入其亲戚处及公私银行(本金再其做一次生意后即交与公家)。此时期报社财政极端困难,纸张尤为缺乏,杨奇身为报社副社长,主管行政、经营工作。竟无视报社困难,相反地,却利用公款,大规模做纸张生意,盗取国家鉅款,实系极端可耻的犯罪行为。而杨奇在此次贪污中反省的初期,竟击言这是他过去认识的错误,未认识这是贪污。由此可见,杨奇的思想早已完全坠入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泥坑,变成了资产阶级损公肥私唯利是图思想的彻头彻尾的俘虏。

不仅如此,杨奇平日又极端可耻地,将其所有之港币及人民币经常零星地暂存入报社财务科,在人民币,港币比值变化较大时期,利用差价,盗窃国家财富。在此比价变动中,杨奇毫无理由地从公家窃取款项前后达人民币4千万元之多。

杨奇也曾接受回佣,在代江西广播电台介绍赴港购卖器材时,香港某商人曾于事后与杨奇汇来回佣665元港币,杨奇也将其收下。此外,杨曾接受资产阶级的大批礼物,实际变相回佣。以上各种贪污及变相贪污行为,共窃取了国家3亿元以上的财产。

除上述贪污行为外,杨奇并积为热心地代资产阶级奔走,资产阶级份子凡有所讲,杨奇总是利用职权以其个人名义(未通过任何人)介绍往对外贸易管理局、工商局、税务局、劳动局等机关,代资产阶级说情,辩理进出口、减税、歇业等事,而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一边,例如:1951年春夏期期,广州振中烟厂希望逃避资本实行歇业,但却企图少发谴散费,杨奇只听资产阶级一面之词,即几次赴劳动局附和资产阶级叫嚣,并责备劳动局政策有偏差,一味替资产阶级利益着想。杨奇并还有向商人泄露国家经济情报之处。

杨奇平日的虚伪与两面作风也极端严重。杨奇极端隐蔽地去做这些犯罪行为,而在表面上则装成积极负责,以欺骗上级和周围的同志。在取得上级的信任后,即利用职权,进行营私舞弊。

由于以上的犯罪及错误,杨奇已经成了党和人民利益的叛徒。他已早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丢得干干净净。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引诱下,他的思想里所盘算的,已经不是人民的事业,而是他个人如何唯利是图盗取国家更多的人民财产问题了,因而,杨奇本身也已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份子。杨奇和资产阶级的关系,以及他那样热心地为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进行辩护与帮助,事实上又使杨奇变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。

杨奇虽然入党十年以上,但他并未接受当党的教育,依靠保持其从旧社曾带来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思想,一旦重新遇到资产阶级包围腐蚀的环境,杨奇即把他的坏思想因素发展起来,这是杨奇蜕化堕落的思想根源。使得杨奇深陷泥坑不能自拔的另一个重要根源,是杨奇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极端虚伪的、两面派的作风。在虚伪的面孔下,杨奇装成积极负责,而把他所干的坏事深藏不露,这样就狡猾地拒绝了上级和同志们对他的帮助。杨奇则因弱点未暴利即自以为得计,越发把自己装饰得好看一些。其结果就使得杨奇越陷越深,终至不可收拾。

杨奇的犯罪行为,已使杨奇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,成为党和人民利益的叛徒,并使党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。为了纯洁党的组织,为了清除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,为了严肃党的纪律,决定将杨奇开除出党。

来源:1952年4月29日《南方日报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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